​“皖南事变”中摧毁新四军的元凶-上官云相，其为人与作风

“皖南事变”中摧毁新四军的元凶-上官云相，其为人与作风

上官云相，字纪青，1895年出生于山东省商河县。幼年时，家道贫寒，赖父亲种薄田、母亲织布艰苦度日。上官邻居李锡庆家设有私塾，上官云相常停立窗下，偷听老师讲课。老师看其面目清秀，有志向上，让其免费随班跟读。他放学回家，常不得饭吃，同学往往赠以小块儿馒头。以后，济南市高等小学招考，他从李锡庆家借了长衫才得以赴考。

辛亥革命后，上官云相进入山东陆军小学，后递升湖北南湖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夏，他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和余汉谋同窗且同桌，意气相投，遂主动介绍自己的大妹妹与余完婚。后又介绍二妹与军校第八期同学汪醒吾结婚， 还介绍三妹与妻弟易家俊结婚。

保定军校入校不久，他和山东同学吕济发起成立同学学术研究会，旨在团结志同道合者相互砥砺，无形中形成小宗派，其中有顾祝同。起初每月在餐馆聚会一次，由吕济和上官演说，后租一所民房，每星期日聚会、谈心吟诗、看书报。由于无专人领导，也无经费，且常寻事闹风潮，陆军总长段祺瑞大施压力，以后聚会渐少，以至于停顿。上官长于言词，信奉孔孟学说，自命豪放，学游侠风，标榜信义博爱，忠勇报国，同学们一时颇受迷惑。

1918年，军校第六期学生毕业，他被派往驻湖北的王占元的第二师师部。由于北洋军阀害怕陆军学生革命，多拒而不用，上官曾说，山东人（指王占元）不用山东人，前途渺茫。乃改投到第二师卢香亭团部当传令兵。某日，前陆军小学老师郑俊彦（某营营长）偶然遇见他，惊讶地说：“你不是上官云相吗?”便颇为怜惜地将其带回营部，让其充当司书。

上宫云相的旧学（孔孟之学）很有根基，读书博而不专，曾自诩“我不是专门的博士，我只是一个普通博士。”他的口才很好，能说善辩，笔下也流利迅捷，善于八行及短电的写作。每逢紧要时机，书札电文亲自执笔，一挥而就。

他的思想是极端自私、腐化、享乐主义。他曾说过：“人生一世就是为了安乐，活着不快活还有什么味道。他对吃最讲究，自己有三个厨师，中餐厨师两个，一个长于京津菜，一个善做苏杭菜，西餐厨师一个。他对穿衣也很讲究，公余之暇喜着便装，中西俱备，军装尤其平整适体。

住的方面，可以说他很贪婪，北京、济南、上海、庐山都有他的房产，以后在杭州西湖边也置有房产，但还感不满足，他家人常讲：“在天津没置下房子，很不方便。”

行的方面，他有三辆小汽车，另备有四人抬的大轿一乘，此为在山地不通汽车时乘坐。洋马有几匹，打仗时乘骑过。他生活上不拘细节。1926年，他在军阀孙传芳部下当团长，由于孙传芳嗜好鸦片烟，上行下效，他也成为“瘾君子”。他太太的烟瘾与他相同，有富商曾送他10担西土，约千两，夫妇二人仅用一年时间就吹光了。

中原战役结束后，他的眷属住南京新街口附近，他常往来于蚌埠、南京之间。某夜，他躺在烟灯旁对老同学谈起中原大战的情况，掏出蒋介石亲笔给他的三封信函，吹蒋介石对他的倚重。三函的主要内容是蒋介石调他赴陇海线作战，指挥他如何与友军配合，如何防守，如何进攻，如何取得最后胜利等等，还有一些鼓励表扬的话。

1931年，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红军,蒋介石亲自主持，分为左、中、右三路，以上官为中路 “进剿”指挥官。他广结纳，善逢迎。当时不仅有蒋介石左右的亲信如顾祝同、何应钦等替他吹嘘，而且各军事部门业务主管官也为他效劳。

在这次“进剿”中，他吸取张辉瓒被俘的教训，不敢轻敌冒进，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当他率部进入苏区后，由于人民倾向红军，他内心很惊恐。红军也早已掌握敌情，已预先在周围埋伏，形成口袋式，请他入瓮。

他进到良村，以为无敌情，令部队挺进，突遇红军一点两面的战术，致被包围。他见情势危急，仓皇向北逃窜，部队如鸟兽四散，各自逃命，将重武器全部扔掉，蒋介石为此震怒。他在南京对同学说：“若不是周浑元部队掩护，我就不能渡过龙岗西面河岸，险些被俘。”谈话间犹如惊弓之鸟，谈虎色变。

1937年秋，上官云相任第十一战区军团长，担任苏州、常熟一带的警备任务。此时，红军已北上，蒋介石感到腹地无忧，松了一口气。上官也想趁此机会出国逛一逛，因张学良到了意大利，将烟瘾戒断，身体复壮，他想乘机戒烟，振作精神，其要求得到蒋介石的许可。

他到德国时，和蒋百里在一起。蒋百里过去是保定军校的校长，之间关系更拉近了一步。由于他不懂外国语言，一年多走马观花，一无所获，但他对巴黎酒吧中赤身裸体、穿花陪酒、扭摇摆舞的舞女甚感兴趣。

他于“西安事变”后回国，蒋介石派员到广州迎接，身价之高不可一世。蒋利用他骗使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消除一大“心患”，他因此成了蒋面前的红人。他常来往于南京、庐山、西安等地，行必专机，迎送他的都是要人。但他常感自己是杂牌，不是嫡系。原有的部队在出国时交给了裴昌会，投靠了蒋介石，实力被消除，始终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

1939年，他想当江西省主席，授意总部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向国民政府各要人活动，后来因不肯花钱，毫无成果。一些好友得此消息，都说风流将军如何如何，传到他耳中，一生气把重庆办事处给撤销了。

1940年，上官任第二战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由南昌调到宁国指挥苏南、皖南作战时，他说：“我这个总司令部是最现代化的兵团指挥机构了，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指挥哪个部队都可以打仗。“皖南事变”后，他又说：“若是我有基本部队在手，这个仗可以打得更漂亮些。”言外之意，大有光杆司令之憾。

他虽然好交朋友，爱赶热闹场面，可在抗战时期，他不愿亲朋旧友到他司令部做客，以免招待应酬。他的总部的位置总是选在偏僻零散的小村庄，说是为了避免日机空袭。有些朋友在电话中常这样说：“我本想去看你，但是下了汽车还需走二三十里，太不方便，我不去看你了。”上官正是乐得如此，他的副官知其用意，每到一地都这样布置。

他常说：“军官打了胜仗有功有赏，一切都好办。打了败仗,纵有什么客观原因，什么不利条件，但都不能使自己的上级原谅你，劳而无功，也不得部下的拥戴。”他还说：“军人武将自古是名利之官，若责备军人急功好利就不是将才。凡是对名利淡薄， 甚至对名利无动于衷的军人武将，是不堪重用的。因为你给他升赏，他也毫不在意，他能替你冒风险、舍性命吗？”

平时他对人表面非常客气，对长官逢迎，对同事拉拢，对部下也是好许愿不兑现， 总之，他总能使人当面感到满意。可是作起战来，尤其是战事失利时，他为了免受上级的责备，常常诿过于部下，动辄杀人。如1939年春对日作战反攻南昌未能成功，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阵亡。他就将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以作战不力报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军法会审后将之枪决。

1941年“皖南事变”作战中，他将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以作战不力撤职查办。他在电话中，对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说：“唐明昭作战不力,使新四军的一部分从他的正面突围出去，我不但查办他，非军法审讯抢决他不成!”弄得刘雨卿左右为难（唐明昭是副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之弟），在电话中大哭起来。以后上官才把唐明昭撤职留任了事。

1942年，他担任浙赣铁路两端作战的指挥，日军窜占鹰潭，他就将一OO军军长刘广济（他的前任参谋长，是他保举当第二十六师师长，后又升一OO军军长的）撤职查办，押送重庆受军法审判。所以归他指挥过的军长、师长在作战时都怕他这一着。

上官云相和陈诚（八期）是前后期同学。他与叶挺也同是六期同学，但在“皖南事变”中，将新四军消灭，使叶挺蒙难。他之所以能成为蒋介石集团中的军事要人，主要是借力于顾祝同、余汉谋的提挈。

抗战胜利后，上官奉调为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副司令长官（第三战区被撤销）。他奉命后颇感踌躇，去不去呢？去吧，不甘心居于孙连仲杂牌将领之下；不去吧，又将何往？犹豫了几天，终于认为反正是杂牌,干什么亦无不可，自己光杆也无牵挂，多去一个地方，多认识一个朋友也好。就这样，他前往北平就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后改为华北“剿总”傅作义的副总司令。

1947年夏，他任天津防守司令，兼负冀东的警备。一次，他为联防之事特到沈阳开会，说：“共军在绥中、锦州西北山区有三万多人，可随时闯进关内。为了巩固揄关防务，特来与熊天翼（熊式辉）洽商联防。备多力分，顾此失彼，但到了该拼的时候，不拼是要完蛋的。同年秋初，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猛攻四平街，沈阳震动，东北的国民党高级人员眷属纷纷逃入关内。

1948年秋，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即将进关，“剿总”司令部被取消了，他借故返回上海休养。此时，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逃往台湾,他感到在上海也不能安居，又觉得去台湾是僧多粥少，没有自己的份，又无预置房产，难找一个安身之处，犹豫再三，逃往香港，寄居于余汉谋的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