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黔驴技穷”谈起

从“黔驴技穷”谈起

“黔驴技穷”这个典故，大概国人都知晓，它出自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寓言故事《黔之驴》。千年以来，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根本不了解这个典故，更多是按字词的表面含义来使用它。人们对于它的误读，给贵州莫名戴上了一顶“黔驴技穷”的负面帽子，许多人甚至拿来贬低、讽刺贵州人，但这个典故的事实真的如此吗？

当然，它的确讲的是一头在黔的驴的故事。请看原文：“黔无驴，有好事者载船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以观之。”

从原文“黔无驴”便知，黔根本没有驴，但有老虎。有好事的人将其他地方的驴用船运到黔这个地方。一开始，老虎因为没有见过驴，对这庞然大物很是畏惧，只能躲在树林里偷偷观察。通过观察，老虎发现，这头驴的其实只有踢腿那点技能，它这点伎俩最后还是被老虎识破，它也最终究因“技穷”而被老虎吃掉。

所以，“黔驴技穷”这个典故被世人严重误读了，它根本和黔没有什么关系，如果非要说和“黔”有关系的话，“黔”仅仅算作故事的发生地而已。按今天的说法，“黔”不过是躺枪背了黑锅罢了！而对于贵州人民来说，因为误读，千年来背上“黔驴技穷”这个词，真的是很冤！

从这个典故看，“黔”真实的“代表”是聪明的老虎而不是外来那头身无长技的驴，这才是柳宗元《黔之驴》这个故事的真相。那为何驴的可笑的形象最后却落在“黔”身上呢？而这个典故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呢？

从《黔之驴》这个标题来看，它的含义翻译过来就是“黔的驴”，人们因此很容易将“黔驴技穷”这个讽刺性的典故安在“黔”身上，这或许就是今天网络上之所以存在那么多“标题党”的原因。人们太过于习惯相信“眼见为实”了，眼里只有标题而没有起码的理性思考。这样不奇怪，一条新闻要吸引人，标题当然不能平庸。“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

这个典故还告诉我们，其实历史并不可靠，至少我们可以说，历史并不代表真相。

上学的时候，我们从历史书上学到最为有名的暴君可能就是商纣王帝辛。司马迁在《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中写道：纣王“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是非不分）；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狂妄自大）；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北里之舞，靡靡之乐（荒淫无道）；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残害无辜）；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喜欢奸佞之臣）。

据统计，秦汉时期，史书记载有关商纣王的罪名是十来条，到了汉朝时为二十多条，但到了唐宋时，竟达到了四十多条，总之，越往后，商纣王的罪名越多。从这些数据的不断增加，我们可以理解，随着历史的发展，商纣王的罪名的增加，使他成了一个君王负面形象的典型，一个用来警示君王、教育王子王孙的方面教材罢了。人们或者说君王需要这样一个典型，就像今天我们也需要树立方面的典型，如此，我们才能做到“引以为戒”，以历史为镜子，我们才能看到自身的弊端。

因此，商纣王不过是历史学家、文学家们一代又一代添油加醋而炮制出来的一面“历史的照妖镜”。

当然，商纣王王的残暴也不是没有的，只是，没那么多而已。孟子评价商纣王：“故家遗俗，流风善政。”朱熹则评价：“民苦虐政之甚，异于纣之犹有善政。”

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则是这样评价商纣王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郭沫若也这样评价帝辛：“统一神州肇此人。”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商纣王并非是书籍中和我们印象中的商纣王。

时间造成我们必然会曲解历史，难于找寻历史的真相，而文学的暧昧、人类观念的固执很容易让我们误读《黔之驴》千一年的话，那么今天，标题党、键盘侠的无处不在，难道也是因为时间久远、文字暧昧、人的观念所致？当然不是。

标题党、键盘侠的大量存在，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总结起来，无知、不知真相、个人发泄、恶意诽谤、吸引眼球、谋取利益是主要因素，当然，也不乏被不法分子利用，甘当外国恶犬的人存在。

识别那些网络喷子、键盘侠、被投食的恶犬的一个手段就是：这件事背后的利益是什么？谁的损失最大？这件事被歪曲和大肆宣扬，对谁有利？让社会撕裂，相互拉仇恨，对谁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