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眼联盟是什么？完整讲述五眼联盟的来龙去脉

第一章 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 （1968—1974年）

为什么英美存在“特殊关系”？为什么会有“五眼联盟”？历史从一个层面来看是复杂的，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却是简单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两国的关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或者说源自两国在“二战”期间的生存需求。1941年8月，温斯顿·丘吉尔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纽芬兰岛附近普拉森舍湾“威尔士亲王”号（HMS Prince of Wales）战列舰上举行的历史性会晤就证明了这一点。

“五眼联盟”包含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的五个国家。数十年来，情报机构的人员交流及整合对这个组织中的成员国来说至关重要。在伦敦、华盛顿、渥太华、堪培拉和惠灵顿，五国使馆都同彼此的情报机构及下属部门保持着重要联络。除了常规的使馆人员结构之外，五个国家还要保持情报人员的交换与流动，让不同机构的情报专家并肩工作。这种维护关系的运作方式是我们理解“五眼联盟”的关键。如今，“五眼联盟”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国际外交力量，无疑也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情报组织。对比之下，苏联和华约组织有些相形见绌，它们内部面临着不同文化带来的割裂，当苏联军队占领东欧国家之后，这些因素都无助于促进彼此之间建立类似五眼联盟那种足以延续至今的合作和忠诚。

丘吉尔与罗斯福的历史性会晤

1941年8月，丘吉尔与罗斯福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举行了会晤。当时距离日本偷袭珍珠港还有数月之久。此番会晤不仅商定击败希特勒的“大战略”，还决定发扬英国海军上将雷金纳德·“眨巴眼”·霍尔（Reginald “Blinker” Hall）及“40号房间”（见附录）的重大传统——基于通信拦截，分享有关德国和日本的最敏感情报。随着战事的推进，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受邀加入这个高度机密和高安防等级的俱乐部，不仅交换情报，还交换重要人员和设备。这些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未来还将继续延续下去。回望过去，这两位政治家的会晤标志着英美特殊关系的建立，以及之后“五眼联盟”的诞生。

“二战”期间以及之后，情报界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被英国政府保密。直到1974年，关于“二战”和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有限信息，以及布莱切利庄园的存在，才为英国公众和世界所知。随后几年内，一些信息慢慢公布出来，完全改变了我们对“二战”的理解。由英国政府资助出版、哈里·欣斯利爵士撰写的英国“二战”情报史专著说明了一切。这一点不言自明。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那些研究政治军事进程的人并不总是知道或考虑过情报方面的问题。当然，这并非他们的错，因为无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在“二战”结束至冷战愈演愈烈之际，发展壮大的“五眼联盟”所开展的情报工作一直都具有高度保密性。

在纽芬兰海域那次重要会晤之后将近80年里，科学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切断海底光缆、智能密码分析和计算机网络欺骗。回顾过去，单是数字革命就足以令人难以置信。“二战”期间，艾伦·图灵在布莱切利庄园革命性地应用基础计算机技术破解恩尼格玛密码机，获取“超级机密”（ULTRA）。美国海军上校约瑟夫·约翰·罗切福特（Joseph John Rochefort）及其同事在美国海军情报局利用技术手段破译日军密码，获取高级机密“魔术”（MAGIC）。他们都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之后数十年，科技的车轮并没有停止前进，出现了云计算、网络、数字通信和信号处理技术。“五眼联盟”国家应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新兴技术服务于情报联盟以及亲密盟友的战略和战术利益，并使之最符合它们的国家安全需要呢？“五眼联盟”国家是否需要以一种新的形式再现夏威夷情报站“HYPO”站长罗切福特上校的卓越成就呢？“二战”中，他与来自英国远东联合局（FECB）的密码学家密切合作，合作地点先是在新加坡，失守后辗转到了肯尼亚和科伦坡。中途岛海战似乎是一次海战和战略上的胜利，但仅仅如此吗？如今，新技术的运用使五国能够紧密抱团，当今世界的战略形势或许使它们觉得的确需要以不同的形式，为了不同的目标，再夺取一场“中途岛海战”般的胜利。

丘吉尔与罗斯福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为两国联合监控苏联和华约的通信奠定了基础。这种联合行动最早体现在构建一个名为“梯队”（Echelon）的网络通信拦截与情报搜集系统。后来，随着电子通信技术以及“五眼联盟”国家对于共同威胁的感知发生变化，这个系统也与时俱进，得到大幅拓展。从一开始，数据的搜集、分析和分发就被列为“绝密”。共享情报的范围最初局限于信号情报，后来逐步囊括人力情报、卫星图像情报和各类地理空间情报。“五眼联盟”成员国各自组建了独立机构来管理各类情报的来源和搜集方法。继1941年8月发表《大西洋宪章》之后，英美之间的第一个重大协议就是1943年5月17日英国政府代码及加密学校（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前身）和美国陆军部（后来美国国家安全局就是从该机构独立出去的）签订的《英美通信情报协议》（又名《布鲁沙协议》）。1946年3月5日，英国和美国秘密签订了《英美协定》，规定两国之间可以交换任何有关外国的情报，为之后英美之间开展各类信号情报合作奠定了基础。

后来，《英美协定》范围扩大，1948年加拿大加入，1956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1955年，英美签订了一份新修订的《英美协定》。“五眼联盟”开始通过拦截卫星传输、电话网络和其他更敏感的手段，大规模搜集所有频段和带宽的政府、私人和商业通信内容，包括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数据以及其他通信数据。“五眼联盟”与通信公司建立了悠久的合作关系，后来的科技公司，比如谷歌、苹果和微软，也与“五眼联盟”开展了合作。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数十年里，“五眼联盟”开展了很多重大的情报活动，其中一些延续至今。

特殊关系的最早起源

在无线电报成为一门科学和商业技术之前，西欧国家主要依靠人力情报或者截获邮件获取情报。1909年，英国设立了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MI6，即英国秘密情报局），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曼斯菲尔德·卡明（Mansfield Cumming）成为首任掌门人。同年，英国还设立了负责国内反间谍和国内安全的“军情五处”（MI5，即英国国家安全局）。

英国人是通信情报领域的鼻祖。1887年，英国政府设立了海军情报局（Nav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作为海军部的情报部门，1912年进行重大改组后，改称海军情报部（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在“一战”爆发之前，该机构就意识到高频通信技术的发展预示着必须通过地面电话线或海底电缆进行跨国拦截。“一战”之后，英国建立了所谓的政府代码及加密学校。“二战”期间，为了免遭德军轰炸，该校便从伦敦迁至布莱切利庄园，成为“二战”时期的密码破译中心。这个校名一直沿用到1946年。那年6月，该校变成了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办公地点迁至苏格兰切尔滕纳姆市郊区。这些组织都是一脉相承的，负责拦截通信与信号。它们源源不断的驱动力就是赶上甚至在理想情况下领先于各类前沿通信技术。

英美情报合作以及“五眼联盟”的历史与英国政府代码及加密学校、布莱切利庄园、后来的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发展有直接关系。美国情报能力最早主要是以海军情报工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二战”期间，布莱切利庄园同美国海军情报局及其在夏威夷设立的情报站“HYPO”建立了至关重要的联系，这标志着英美特殊关系和“五眼联盟”的真正开端。此外，英国特别行动处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即“中情局”前身）交换人力情报和开展联合行动对“二战”局势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也标志着“五眼联盟”在人力情报和其他秘密行动相关方面进行合作的开端。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卓越的战争研究专家对英国“二战”情报史开展了深入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哈里·欣斯利爵士。他后来进入了学术界，在英国政府的全面支持下，能够接触到第一手的历史文件，也能阅览布莱切利庄园在“二战”期间的所有文件。如今，在他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望历史，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和美国海军情报局之间的合作情况不仅变得更加清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二战”历史的解读。

“二战”结束后不久，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及其1949年修正案对国防和情报体系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成立了国防部长和副国防部长办公室，海军部长在指挥系统上隶属于国防部长。根据《国家安全法》，美国还创建了空军，将其与陆军分开。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在该法案实施之前担任海军部长（他曾反对做出这些变革）。自1947年以来，国防部长办公室扩大了许多倍，任命了大量工作人员。

1986年美国《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巩固了1947年和1949年这两部法案所建立的法定框架，建立了联合作战体系。对于具有远大抱负的将官来说，联合作战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必然选择。然而，海军部长办公室、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办公室仍然完好无损，它们的工作人员依旧没有变动。与海军部长不同，国防部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1949年之前，海军部长一直是总统内阁的成员，改革之后，海军部长成为国防部长继任人选排序中的第三位，凸显了海军部长的历史地位。

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还设立了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情局局长同时担任美国情报界的总负责人以及总统的首席情报顾问，直到2005年4月21日，随着国家情报总监职位的设立，中情局局长才失去这两个角色。国家情报总监还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中情局局长继续管理中情局各方面的工作，并通过中情局下属的国家秘密行动处指挥中情局在全球范围内的秘密行动。当英美这种特殊关系进一步拓展并催生“五眼联盟”之后，美国同其他三个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合作逐渐纳入了新的情报工作架构。

17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组建海军的法案，在那之后，美国海军一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实体。“二战”结束后，随着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带来的重大变革，海军失去了曾经享有的主导地位，然而，海军情报工作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英国同时也在发生变革。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国防部于1964年合并，旨在加强英国三支武装部队——皇家海军、英国陆军和皇家空军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地位一直比较高。皇家海军陆战队是皇家海军的一部分，皇家海军陆战队司令享有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同等的地位和威望。然而，皇家海军陆战队的规模一直只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小部分，没有像美国海军陆战队那样得到应有的国家认可。“一战”结束后，一些英国人意识到三个军种之间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协作，便提出组建联合参谋部，但这一提议在1921年被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否决了。尽管如此，出于军种间协作的考虑，英国还是在1923年组建了参谋长委员会。

1936年，英国设立了一个内阁级的国防协调大臣职位，以便在纳粹侵略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负责监督英国军备重整。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成为首相后，设立了国防部长办公室，以便更好地协调国防事务，并直接控制参谋长委员会。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是，丘吉尔先后两次担任英国海军大臣职位，第一次是在1911—1915年，第二次是在1939—1940年。该职位是英国海军部委员会负责人，可以由非军人担任，性质上相当于美国的海军部长。1939年9月，英国对德国宣战，丘吉尔再度担任该职务的时期被称作“丘吉尔回归”。在“二战”期间，丘吉尔同时担任首相兼国防大臣。工党赢得1945年大选后，克莱门特·艾德礼担任首相，于1946年在下议院通过了《国防部法案》。在该法案通过之前，海军大臣是内阁成员。新的国防部则以拥有内阁席位的国防部长为首，三个军种的负责大臣继续保留下来，以督导各自军种的工作，但不再拥有内阁席位。1947—1964年，国防部的工作分属于五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分别是海军部、战争部、空军部、航空供应部和早期的国防部。这些部门在1964年合并组建了国防部，废除了历史上大权在握的海军大臣一职。因此，1964年的变革颇具历史意义。虽然发生了这么多次机构调整，但英国情报系统依然在“五眼联盟”的轨道上正常运转（现在运转机制更加完备）。

最后一件事发生在1971年，当时航空供应部的国防职能成为国防部的一部分，但这对“五眼联盟”的情报业务没有任何影响。首任国防部长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任职时间很短（1964年4月—10月），当时是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Sir Alec Douglas-Home）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后来，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出任国防部长（1964年10月—1970年6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紧随其后的是彼得·卡林顿勋爵（1970年6月—1974年1月），当时是爱德华·希思领导的保守党政府。1964—1974年的十年间，英国国防政策在国防部长和非常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领导下充分得到了巩固，但“五眼联盟”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事实上，随着冷战的加剧，情报共享和人员交流反而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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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许多英国男孩一样，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充分了解了光辉的探险航行（詹姆斯·库克船长是我崇拜的英雄）、纳尔逊精神以及技术革命（从帆船时代到蒸汽动力时代，再到核能时代）。这些变革发生的原因、方式等细节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内心一直有着强大的动力，这不仅因为我是一名职业海军军官，还因为我对整个海洋历史颇感兴趣，并且热衷于探究英国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如何在“二战”期间凝聚成为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布莱恩·兰夫特（Bryan Ranft）教授是海军史与国际事务领域的专家。1968年，他说想带我去见一位愿意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帮助和指导的人。他很了解这个人，并告诉我这个人读过我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关于德国公众舆论的研究报告，读完非常喜欢。在布莱恩·兰夫特看来，这个人是在情报理论和实践方面最博学的人之一，特别是在海军情报方面。

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要见的这个人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教授哈里·欣斯利爵士。兰夫特教授事先在剑桥大学安排了一次会面，并且向我的正式导师劳伦斯·马丁教授解释了这件事。自那次会面之后，我开始跟着欣斯利教授开展学术研究，同时，作为皇家海军中尉，我还在伦敦灌木公园里面一处名为“上舍”（Upper Lodge）的建筑物内履行我的职责。皇家海军全力支持和资助我的研究。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一小群经验丰富的“二战”情报专家将成为我的导师，并给我的工作提供大力支持。

1969—1972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和欣斯利教授待在圣约翰学院。他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论文、书籍、原始文件和学生写的文章。在那个房间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二战”的知识。有一天，他说想为我介绍一些鲜为人知的、非常特殊的资料，并让我前往英国国会广场附近一幢靠近英国外交部的大楼见他，除此之外，就没有多说什么了。到那之后，他带着我进入一个戒备森严的地下室，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访问权限。后来，我得知当时外交部几乎所有工作人员和英国情报人员都不知道这个地下资料库的存在，更不用说知道这些资料的内容了。

恩尼格玛密码机和超级机密

我在这个地下室里研究的是“二战”期间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和超级机密。这里简直堪称一座数据“金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请假离开了灌木公园，前往伦敦研究这些材料。有人事先对我明确讲了几个方面的注意事项，包括永远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关于恩尼格玛密码机的详细内容以及这些数据对“二战”的影响，永远不能透露参与破解者的信息，也不能透露关于布莱切利庄园这个秘密地点的信息。密码破译人员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改变了“二战”的结局。

欣斯利教授这一举动拓宽了我的研究视野和思路，让我接触到了恩尼格玛、超级机密以及美国交换过来的高级机密“魔术”，认识到了英美情报机构的合作、内部情况、英美特殊关系、《华盛顿协议》等诸多事情。根据英国《官方保密法》，为了接触这些信息，我必须宣誓保密。

考虑到情报来源、搜集方法、谍报技术以及政治原因（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些材料至今仍然是保密的，这符合英国和美国的最佳国家利益。布莱切利庄园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之间发生的某些事情无疑最好留给后人去研究。欣斯利教授想让我明白的是，如果我不了解布莱切利庄园，不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不了解那里的资料，不了解它的影响，那么我所做的关于1880—1945年英国海军情报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一方面，他想教育我；另一方面，他希望我深入研究布莱切利庄园那群战争赢家（他本人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成员），并终有一日成为这方面的领军者。

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首相领导的政府资助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超级机密》（The Ultra Secret）。该书作者是“二战”时期的皇家空军中校弗雷德里克·威廉·温特博瑟姆（1897—1990年）。他曾负责在战时向少数拥有权限者传递布莱切利庄园在破译密码方面的成果。事实上，他是通过一个“特别联络小组”来管理情报传递流程的，他本人无法接触到破译技术、情报分析和精细数据的详情。这本书首次让英国公众知道了布莱切利庄园的存在及其成果，但它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且存在一些错误的事实和解释，从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英国政府没有允许公布布莱切利庄园的详细成果，其中包括原始情报材料、情报分析过程、机密报告，以及对“二战”期间一些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影响。

事实上，英国政府批准温特博瑟姆出版这本书之后，便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很多受过教育的英国公众对“二战”情报史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此外，政府工作人员、学术界以及情报机构内部都掀起了热烈议论。美国情报界震惊不已。

在英国首相的直接许可下，欣斯利教授获得政府委托，开始撰写“二战”期间英国情报工作的官方历史，此后，大部分情报材料（但绝非全部）得到了正式公布和解密。在英国文书局的赞助下，这套多卷本的历史著作得以出版。[1]这套著作改变了对“二战”之前、期间和之后发生的事情的解释。欣斯利得出了大胆的结论：布莱切利庄园和美国情报部门将战争时间缩短了几年。这套著作还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海军作战的理解。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这套著作披露了在丘吉尔与罗斯福达成各种协议之后，英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同美国进行了密切合作，而且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情报合作。这些协议是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起点。“特殊关系”一词看似简单，但却凸显了两国关系极为重要的内在事实。

英美两国共享的重要情报涵盖各个层面和来源，特别是来自美国海军的“魔术”和来自英国布莱切利庄园的“超级机密”。要注意到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在这个时期的一连串合作和数据交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接工作是由美国海军和英国皇家海军的情报组织完成的，后者还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皇家海军建立了直接、密切的工作关系。布莱切利庄园的管理工作主要掌握在英国皇家海军手中，而美国海军是“魔术”机密的主要提供者。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有直接的个人控制权和影响力，可以决定哪些人如何以及何时使用这些特殊的情报。两位领导人自然都不希望这些特殊情报的来源被泄露出去。他们规定，为了确保情报安全和行动成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丘吉尔和罗斯福还规定，如果一份情报存在太高的泄密风险，那么即便可能给敌人造成严重损失，也不得利用该情报去开展作战行动。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在他们去世后，支持这种政策倾向的文化、传统和安全架构至今仍存在于“五眼联盟”之内。关于“五眼联盟”成员国之间依然存续的特殊关系，没有哪位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会有意或无意地泄露（因偶然的疏忽而泄露）实质性的机密信息。在美国和英国的所有情报组织和政府机构中，没有一个像美国海军、英国皇家海军，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三个友邦的皇家海军那样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共享敏感的数据。自从“五眼联盟”建立以来，五国海军在所有情报事务上都保持着紧密联系。在情报的行动层面，整个合作局面基本上一直维持协作。

我在伦敦灌木公园那处名为“上舍”的建筑物内全身心地投入我的研究生涯之际，还在伦敦那个地下秘密资料库、公共档案室、海军历史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国家海事博物馆开展攻读博士学位所需的学术研究，访谈了许多关键人物，并分析了大量私人收藏的日记和纪念物等资料。当我深入、详细地探究了1880年以来英国情报部门的起源和发展，并见识了一些最敏感的情报搜集和分析行动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了解的内容宛如沧海一粟，微不足道。自19世纪末以来，英国政治军事情报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未中断的发展过程，而我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点”，是成千上万人中的一个，他们组成了过去、现在和未来。1969年，我只有25岁，未来还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新的事业。我加入了一个拥有久远历史和遗产的群体，搜集到的知识和信息超过了前人。

我意识到前人做出了很多积淀，我研究的那些人很有天赋，他们令我充满动力和激情，我必须将自己的研究做出最佳水平，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做得更好。我当时只是皇家海军的一名中尉，周围都是平民和穿制服的军人，他们没有等级意识，也不存在霸道作风，他们是领导者，培养、帮助和鼓励了像我这样的人。在冷战时期，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情报工作人员。苏联、华约组织以及其他力量结成阵营，不那么认同英国、五眼联盟、北约以及其他盟国，作为英国情报组织中的一员理应尽职尽责，这是一次挑战，也是一个机会，更是一种责任。

20世纪60年代英国民众对情报工作的了解

20世纪60年代末，大多数英国民众对本国重要的情报组织知之甚少。他们充其量仅仅知道这些机构的名字，比如军情六处是一个情报机构，可能有詹姆斯·邦德之类的人物（他们或许相信电影里面的情节都是真的）；他们也通过各种逮捕和审判间谍的新闻，知道军情五处是反间谍组织，负责搜出叛徒，同时定位和追踪外国特工。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曝光了多起间谍丑闻，吸引了英国民众的注意力，其中最轰动的就是“剑桥五人帮”[2]，包括哈罗德·吉姆·菲尔比（Harold Kim Philby）、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唐纳德·马克林（Donald MacLean）、安东尼·布兰特（Anthony Blunt）以及约翰·克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成为克格勃的间谍，向苏联提供了大量情报，导致多名英国特工死亡。其中三人在遭到英国当局逮捕前逃走，伯吉斯和马克林于1951年5月逃走，菲尔比于1963年逃走。

除了“剑桥五人帮”之外，其他很多间谍案也被曝光了，其中包括英国多塞特郡波特兰岛海军基地的间谍。英国在这个基地开展高度敏感的水下战争研究。一些间谍属于非法居民，在没有得到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外交保护的情况下开展秘密行动。其中包括哈里·霍顿、艾塞尔·吉、戈登·朗斯代尔，以及毛里斯和罗纳·科恩夫妇。这对夫妇以“皮特和海伦·克罗格”的掩护身份在英国开展间谍活动。军情五处和伦敦警察厅特科追查到了他们，将其悉数逮捕。

英国原子弹研发项目中也出现了多名间谍。第一位是克劳斯·福克斯，他出生于德国，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与“曼哈顿计划”。第二位是艾伦·纽恩·梅，是一位英国公民，也参与过“曼哈顿计划”，1946年在加拿大被苏联叛逃者出卖。第三位是梅利塔·纳伍德，她或许最成功，至少自1938年以来一直为苏联效力，但直到1999年才暴露出来。这位女士被普遍认为是苏联招募的最能干的女间谍。她的身份是被瓦西里·米特罗欣（1922—2004年）揭露的。瓦西里·米特罗欣曾经效力于负责搜集国外情报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后来在1992年叛逃到英国。公众通过媒体、议会质询、辩论以及审判才熟悉了梅利塔·纳伍德的背叛轨迹，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披露的细节却是完全模糊的，甚至连这些反间谍机构的位置都是保密的。那时，这种保密做法自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当然，我现在可以安全地透露军情六处的办公地点曾经位于泰晤士河南岸滑铁卢桥旁边的“世纪大厦”（Century House），后来转移到泰晤士河南岸上游一座更加雄伟壮观的大厦，这座大厦今天已经被公众熟知，并且还出现在几部电影里，包括《007：大破天幕杀机》。

“世纪大厦”曾经是一个被严守的秘密。同样，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存在、作用和任务也是高度机密，军情五处直到1989年才得到法律上的承认，而英国直到1994年《情报服务法案》才正式向世界宣布政府通信总部和军情六处的存在是事实。

伦敦灌木公园那处名为“上舍”的建筑物内发生的事情与军情六处或军情五处都无关，军情六处或军情五处必须严格遵循“按需知密”原则，即只有需要知密者才被允许知密，决不让其知道无须知道的事情，以防发生泄密事件。“上舍”每天24小时不停地运转，不停地搜集和分析各种信息，提供了冷战时期一些最敏感、最有价值的情报。帮助搜集这些关键信息的人也和这些分析人员并肩作战。信息搜集是一个更广泛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还包括敏感资产的转移。这些资产往往只有得到首相亲自批准之后才能转移到其他地方，风险等级很高，只有最佳、最受信任、经过严格审查的人才能参与这个谨慎保密的计划。

我跟着哈里·欣斯利教授一起做博士论文研究的同时，还以海军军人的身份加入了“上舍”里面一个最有趣的小组，即应用心理学小组。我早期对纳粹心态的洞见和研究，以及同欣斯利教授及其他“二战”老兵一起工作的经历，使我能够另辟蹊径，从非同寻常的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冷战时期的对手。这个应用心理学小组的负责人是德高望重的爱德华·艾略特（Edward Elliott）。他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不是职业军人，是我的上司。我的同事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绅士艾翁·威廉姆斯（Eon Williams）博士。他是威尔士人，“二战”时期做过皇家空军飞行员，与爱德华一样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他和我紧密合作，而且从各方面来看，我只能算是一个资历颇浅的搭档。然而，艾翁年长且经验丰富，从不专横，总是乐于分享所思所想，颇有团队精神，堪称一个完美搭档。那是一个神奇的年代，激发出无穷的智慧，对我们的情报工作成就和情报产品质量要求很高，一切都只求最好，宁缺毋滥。我们需要更多的外界帮助，所以我们四处游历，既要广泛结交，又要搜集数据。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乃至世界上最杰出的心理学家之一是汉斯·艾森克教授。他于1916年出生于柏林，后入籍英国，卒于1997年，曾是英国心理学教授西里尔·伯特爵士（1883—1971年）指导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汉斯·艾森克专门研究智力和个性，他当时供职于我的母校伦敦国王学院下属的精神病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也是伦敦国王学院医学院的一部分。艾翁和我多次拜访他。他非常乐于助人，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令人振奋的线索，帮助我们塑造了工作方法和产品结构。为了寻求外部帮助，我们去全球各地出差。有一次我前往哥本哈根联络一位著名的专家，正是在这次出差过程中，我首次亲身经历了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特工的接触。他们的一个监视小组找到了我，显然，哥本哈根似乎有一组特工每天24小时对我进行盯梢。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成功地甩掉对方，或者将其诱入死胡同，但当时我只是简单地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目标。大约六个月后，我接受了系统的反间谍训练，这对我大有裨益，让我了解到冷战进行得何其如火如荼，以及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何其深入与隐蔽。

1972年初，我离开了伦敦灌木公园里面那处名为“上舍”的秘密飞地。我原以为自己会被任命军舰上的某个职务，但当任命我的人（负责管理我的职业生涯和任命的高级官员）打来电话宣告我的命运时，我感到惊喜，因为我竟然被任命为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高级讲师和导师。要知道，在1972年春天，我只是一名海军上尉，竟被授予这么高的职位，的确是破格提拔。后来，我了解到这次任命要归功于布莱恩·兰夫特教授和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院长、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获得者、海军少将爱德华·埃利斯爵士（1918年9月6日—2002年1月13日），正是他们专门要求任命我代替一位即将退役的海军军官（这位军官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眼中是一位传奇人物）。

当任命我的人向我解释了这个职位的性质以及我将教授的课程时，我意识到接替一位比我年长25岁的军官似乎极具挑战。我在格林尼治花了一天时间同布莱恩·兰夫特教授会面。我教的课程有好几门，其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包括“格林尼治上尉课程”“特殊职责人员课程”“皇家海军参谋人员课程”，偶尔也会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前往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教授情报类课程（情报类课程是格林尼治的高级课程，专为皇家海军上尉以及陆军、皇家空军同等级别的军官开设）。

我很喜欢这里的教学工作，包括讲课以及提供小组辅导（这种小组通常不超过6名军官）。我专攻那些自己拥有专长的领域，涵盖了情报历史、情报在战略及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以及对海军作战行动的影响。我在情报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很快就意识到我掌握的相关知识格外丰富，可以传授给那些对情报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我掌握的情报知识超出了格林尼治的军人和平民学术人员的认知范围，这使我建立了自信，并敢于在高级指挥官和舰长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些都是基于我之前掌握的知识，以及我通过做研究和为情报机构提供建议而获得的经验。我定期前往伦敦市中心，拜访国防部和情报机构。我想拓展研究范围，增加我的知识储备，以帮助我的学生，并完全跟上最新的情报动态。我以前在伦敦国王学院做研究期间建立的人脉帮了我大忙。

我的学生都是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才，许多人有着杰出的职业履历，大多数人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海战以及之后的海湾战争中担任高级职务。我很荣幸能在英国查尔斯王子曾经就读的学院[3]同皇家海军的精英们一起分享对未来的看法和思考。

历史渊源为冷战时期的英美情报合作奠定了基础

英美两国在“二战”期间开展合作的历史渊源为冷战期间及之后的五国情报合作奠定了基础。随着其他国家的军事能力不断发展，“五眼联盟”成员国必须掌握确凿的科技情报，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每个成员国都必须在情报能力、工作架构、力量部署、海外基地、后勤支持等方面不断改进，以维护关键的国家安全利益。“二战”期间，每个国家的情报组织都精简高效。在苏联与华约组织出现后，美国的情报组织开始扩张。

“二战”期间，英国的王冠可以说是由布莱切利庄园那些密码破译天才保管的。在美国，与这些英国天才相对应的群体是美国海军情报局的情报人员。英美两国这两个群体在战争期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大量的资料记录了相关事实。信号情报和破译敌方通信密码对盟军的胜利至关重要。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英美情报俱乐部的时间稍晚一些，但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战争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英国特别行动处负责开展人力情报工作，以多种方式开展高度敏感的秘密行动去挫败敌方，并在此过程中经常与欧洲、亚洲的各种抵抗组织和团体进行合作。欣斯利爵士、琼斯博士和马斯特曼等战时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对1945年之后英美情报机构的重组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他们对英美情报机构招募的新人开展培训工作，影响了其他三国情报组织的工作方式与科学研究。基于此，1962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时，这五个国家才拥有非常得力的情报负责人，既有新生代力量，又有在战争期间积累了经验的老一代情报人员。老一代负责培训和指导新生代。

20世纪60年代招募的人员现在基本上都退休了，只有少数人例外。我是20世纪60年代受欣斯利爵士和海军中将诺曼·丹宁（Norman Denning）等中坚分子教导的幸存者之一。欣斯利当时在布莱切利庄园为主要的海军行动研究密码破解器，而丹宁则在皇家海军著名的“39号房间”工作，那里是作战情报中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组织中都有无数人跟我一样，属于同一代情报新人，他们也受到“二战”情报老兵的训练和教导。

英美两国情报界先后成立了一些新机构，比如美国于1961年10月1日成立了国防情报局，英国于1964年4月1日成立了隶属于国防部的国防情报组。两国现有的情报部门和机构是相互独立的，因为它们履行着不同的情报职能，包括信号情报、人力情报、反间谍以及后来新增的空间情报。与这些职能对应的情报组织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和英国军情五处（负责英国国内反间谍工作）。最重要的是，“五眼联盟”其他三个成员国通过广泛的人员交流项目、使馆联络以及全天候的情报数据交换实现了高度整合。后来，美国于1960年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情报组织——美国国家侦察局，隶属于国防部，负责为美国政府设计、组装和发射侦察卫星，并分析中情局以及军事机构的航天飞机、卫星搜集到的情报，但其被保密了很多年，直到1992年美国政府才正式承认这个情报组织的存在。

“五眼联盟”成员国的海军情报组织均由一名海军情报主任领导。五国海军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而且彼此之间的合作从未中断过。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对等机构建立了格外紧密的关系。在工作层面以及个人层面，人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持久的友谊，这是成功合作的保证。这种合作和友谊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前人在“二战”时期奠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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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海军情报组织而言，美国和其他四国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国海军更加注重情报官员的专业性，会招募和培训专业的情报官员，其他四国海军则不会这么做，而是从皇家海军所说的总名单中挑选情报官员（这个总名单里面的海军军官相当于美国海军那些岗位不受限制的全职指挥官）。英联邦国家的海军认为，它们的海军情报官员在被招募到情报部门之前应该有广泛的海军工作背景，并且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回归非情报类的岗位。相比之下，美国海军在“二战”期间及战后专门为情报人员和密码破译人员规划了具体的人事结构和职业发展路径。

英联邦国家海军和美国海军在人事管理上也存在这种区别：英联邦国家的海军遴选情报官员的基础非常广泛，包括非情报类的学术界人士也会被招募到情报工作岗位，而且任期是不固定的。相反，美国海军则培训专业的情报官员，任期是固定的，甚至是终身制。美国海军认为，在英国海军情报体系下，情报官员任职时间相对较短，而在美国海军情报体系下，情报人员受过更加深入的训练，经验也更为丰富，从而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相比之下，英联邦国家的皇家海军则认为在美国海军情报体系下，情报人员架构过于制度化，可能会导致情报人员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形成根深蒂固的观点，而且美国海军情报人员脱离了一线岗位，无法准确判断某些情报对于海军行动的价值，从而导致情报成了个别人的私藏，无法及时通报。所以，英联邦国家的皇家海军倾向于让其情报官员到海上去获得扎实的一线工作经验。相比之下，美国则通过在关键位置（比如舰队旗舰和主要作战单位）建立广泛的海上情报基地，让情报人员到基地去，以确保他们获得海上工作经验。然而，无论这两国海军情报体系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五眼联盟”成员国的海军一直都能超越分歧，开展合作。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局、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类似情报机构也会围绕某些特殊的海军行动开展合作，从而加强各国海军之间的关系。

美国和英国逐渐建立了集权式的国防情报机构，比如美国国防情报局（DIA）和英国国防情报组（DIS），导致两国海军情报组织都面临类似的挑战。美国海军情报局及其局长的职位在机构整合后保存了下来，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对海军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长负责。但英国皇家海军情报局及其工作人员则没这么幸运了，均被纳入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组，该组织的组织架构和指挥链要受制于负责情报事务的副国防参谋长，副国防参谋长对国防参谋长负责，这是英国海军情报部门空前重大的变化。令许多英国人不满的是，海军情报总监这一职位竟然只是由级别较低的一星海军准将担任。

“二战”期间，负责海军情报事务的约翰·戈弗雷是一名三星海军中将，有权直接联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但随着情报机构的集权式变革和国防机构的整体改革，皇家海军的情报部门变成了一个高度官僚化的国防机构的一部分，很多关键岗位都被文职公务员占据了。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在于的确有助于保持文职人员的连续性，不受军人调动的影响。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倾向于遵循英国的模式，具有明显的军民联合及协同的特征。

美国国家侦察局（NRO）及太空情报

美国国家侦察局负责太空情报系统，其他部门和机构也会参与国家侦察局的项目，包括军事部门和中情局。从1961年9月6日到1992年9月18日，国家侦察局是美国唯一秘而不宣的情报机构，其身份、角色和位置都是高度机密的。该局同“五眼联盟”成员国分享信息，其他成员国的人员在获得美国卫星数据之前都要经过严格审查。该机构的空间情报涵盖多类，包括信号情报、电子情报、图像情报、测量与特征情报，以及其他地理空间数据，其中大部分由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负责处理、分析和发布。国家侦察局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提供的数据质量之高，令人惊讶。国家侦察局的一些设施位于“五眼联盟”成员国，这是美国和其他四国建立空间情报共享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在空间情报合作过程中，人员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

地理位置一直是“五眼联盟”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每个成员国都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为空间情报的搜集补充了手段，提供了便利。无论是在殖民时期，还是在后殖民时期，英国都在地理位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至今仍然如此，因为英国管辖的领地遍布世界各地，有很多适合作为搜集信号的地点。这些海外基地不仅为空间情报搜集设施提供了便利位置，还可以用于驻扎和操作侦察飞机，包括今天的无人机和其他无人驾驶飞行器。比如，英国在印度洋上的领地——迪戈加西亚岛就为各种情报行动以及后勤提供了支撑。英国去殖民化的遗产给整个“五眼联盟”带来了便捷的地理位置。

作为一个统一体，“五眼联盟”意识到它可以根据各成员国的地理位置来监听和观察威胁因素。这不仅涉及直接拦截，还涉及更复杂的任务，即跟踪、监听那些监听其他国家的人，其中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1917年时任海军上校雷金纳德·霍尔接手“40号房间”时的理解。比如，如果苏联成功地渗透到其他国家的通信系统中，那么仅仅监听苏联这一个国家的通信系统就能获得多重好处，这一点在中东和亚洲西南部尤为重要。

在针对苏联和华约组织的情报战中，“五眼联盟”总体上取得了胜利，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主要是在传统间谍活动方面发生了一些情报工作人员被苏联策反的案例，比如美国中情局工作人员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被苏联策反，为苏联提供了大量机密信息。后来，随着全球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被渗透，“防范网络攻击”如同“网络攻击”一样，也成为信号情报领域的一个专业术语。在一些大战略领域以及以“相互确保毁灭”为基础的核威慑关键领域，“五眼联盟”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该联盟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监视苏联核计划及军力部署，并监视与苏联核武器相关的通信和发射系统。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热线就是由一流的信号情报技术支撑的，相关的指标和预警已经发展到了情报艺术与情报科学的层面。

[1] The volumes were published in 1979, 1981, 1984, 1988, and 1990.

[2] “剑桥五人帮”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英国安插的5名双重间谍，他们因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同情共产主义，从而被克格勃招募，并向苏联提供情报。——编者注

[3] The Old Royal Naval College is today a World Heritage site, designed by Christopher Wren and built between 1696–1712.